何占豪:融炼民族音乐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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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国音协民族器乐学会和中国古筝学院的邀前,本月初在北京亦庄的开发区实验学校,“学贯中西、推陈出新、奖学后进”的大师级著名作曲家、现任中国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和中国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的何占豪为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筝爱好者作了一场精彩的讲座。在近两个小时的演讲中,何占豪以其创作的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为例,从主题、曲式、结构、情感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解析,赢得了听众的阵阵掌声。在互动环节,他热情地回答了大家提出的诸多问题。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全世界演出和录音版本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音乐的必听曲目,何占豪正是因为参与了这首曲子的创作而享誉中外。何占豪出生于浙江绍兴的诸暨,诸暨盛行越剧和绍兴大板,《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基于越剧创作的。1959年,何占豪和陈钢这两位作者的年龄分别为26岁和24岁,都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们合创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长达26分钟的协奏曲,奏响了中国民族化交响音乐具创世纪意义的礼赞,其唱片的发行量突破了百万大关。
何占豪在音乐创作上有一个座右铭,那就是:“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他认为民族音乐要提高,就必须要看到外国近代音乐方面的先进技巧,要使中国音乐向外国学习得到提高而且要得到老百姓的喜欢,就必须要“外来形式民族化”;而“民族音乐现代化”就是我国是个民族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要使我们的民族音乐反映现代人的感情,那就必须现代化,民族音乐如果不现代化,那很可能走向某一种没落阶段。
他作曲生涯四十余年的全部作品,前二十年主要是以“外来形式民族化”为主。继《梁祝》后,他的弦乐四重奏《烈士日记》、弦乐与合唱《决不忘记过去》、交响诗《龙华塔》等大型器乐、声乐作品相继问世,在这一时期里,他的作品除了富有戏剧性、抒情性外,还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从八十年代开始,何占豪又把“民族音乐现代化”即民族器乐的交响化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他写了很多二胡协奏曲、古筝协奏曲。除了将《梁祝》改编成高胡、二胡、琵琶和古筝协奏曲外,他还创作了二胡协奏曲《乱世情》、《别亦难》;二胡与乐队《莫愁女幻想曲》;民族管弦乐《伊犁河畔》、《节日赛马》;古筝协奏曲《孔雀东南飞》等一大批民族器乐作品。九十年代,创作了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西楚霸王》、筝、乐、诗《陆游与唐婉》和古筝独奏曲《茉莉芬芳》、《姐妹歌》等,另外还对传统乐曲《月儿高》《春江花月夜》等也进行了改编。
何占豪戏称自己为“多功能作曲家”,因为他既写西洋交响乐也写民族器乐,另外还涉足戏曲与流行歌曲,因此他在圈内总是以高产、稳产、效益好为同行所羡慕。他的作品很受欢迎,包括香港歌星徐小凤唱红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也是他的作品。在近几十年时,他几乎每年创作一部大型作品,在民族音乐语言的创新、民族器乐演奏技巧的提高、民乐表现幅度的拓展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四十多年来他的作品均以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刻划入微的音乐形象、浓郁的民族风格、震撼人心的戏剧性与抒情性,吸引着国内外不同层次的广大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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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占豪,中国杰出的音乐家,世界著名作曲家。现任中国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国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1959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期间与同学陈钢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妇孺皆知”的最著名的小提琴作品,是全世界演出和录音版本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音乐的必听曲目,被誉为“为中国创造民族化交响乐开拓一片绿野”的“不朽的民族音乐经典”,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整个东方音乐的骄傲”。在不久前香港电台举办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梁祝》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古典乐坛上家喻户晓的伟大作曲家的作品一起,被评为“千年最受听众欢迎的十部经典音乐作品”。曾经有一位学者感叹道:“哪里有太阳,哪里就有中国人;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梁祝》!”
??何占豪在音乐创作上有一个座右铭,那就是:“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他作曲生涯四十余年的全部作品,前二十年主要是以“外来形式民族化”为主。1959年《梁祝》蜚声乐坛誉满中外后,他的弦乐四重奏《烈士日记》、弦乐与合唱《决不忘记过去》、交响诗《龙华塔》等大型器乐、声乐作品相继问世。在这一时期里,他的作品除了富有戏剧性、抒情性外,还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
??八十年代,何占豪又把“民族音乐现代化”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除了将《梁祝》改编成高胡、二胡、琵琶和古筝协奏曲外,他还创作了二胡协奏曲《乱世情》、《别亦难》、二胡与乐队《莫愁女幻想曲》,以及民族管弦乐《伊犁河畔》、《节日赛马》、古筝协奏曲《孔雀东南飞》等一大批民族器乐作品。九十年代,何占豪高兴地看到古筝界新秀辈出,创作了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西楚霸王》、筝、乐、诗《陆游与唐婉》和古筝独奏曲《茉莉芬芳》、《姐妹歌》等,对传统乐曲《月儿高》《春江花月夜》等也进行了改编。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笛子协奏曲《长恨绵绵》、柳琴协奏曲《花》、杨琴协奏曲《罗兰情》等作品,就包括香港歌星徐小凤唱红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也是何占豪的作品。
在近几十年时,他几乎每年创作一部大型作品,在民族音乐语言的创新,民族器乐演奏技巧的提高,民乐表现幅度的拓展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同时,他还为世界乐坛培养和推荐了一大批学习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民族音乐的年轻艺术家。实为“学贯中西、推陈出新、奖学后进”的中国音乐大师。

有人问我《梁祝》是谁创作的,我说是农民。它的旋律取自民间、来自越剧,可以说是许多琴师、民间艺人共同创作的智慧结晶,是中国戏曲界、音乐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我们只是继承先辈们的创造,整理升华而已。

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最初动因,也来自农民。当年我们下乡演出,农民们很热情,也非常实在。他们说,我们拉的贝多芬、巴赫好听但听不懂,他们喜欢的是越剧和沪剧。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党支部书记、长笛教师刘品先生就提出,要使小提琴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就必须民族化、群众化。

尽管音乐不像文字那样具体,但每个民族的音乐语言都有自己的传统和风格。为什么有的音乐作品和老百姓格格不入?因为没有和自己民族的音乐语言结合。乐器本身是工具,与某一民族地区的音乐语言结合后,久而久之,就会成为这一民族热爱的乐器。为什么《梁祝》人们一听就懂、一听就喜欢,因为它虽然是外来的形式,但却是民族的内容。有句话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正是因为《梁祝》浓郁的中国特色。

客观地说,我们的音乐技术曾一度落后,比如曾经没有完整的和声学、配器法。但这不等同于音乐语言的落后。恰恰相反,我们的民族音乐传统是一座富矿:这么丰富的民歌、这么浩瀚的戏曲音乐,都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是富有音乐才能的中国老百姓缔造了这样的传统。

中国音乐是有自己风格的,我一直提倡外来的音乐形式要民族化,民族音乐要现代化。发展民族音乐,必须要看到外国近代音乐的先进技巧,以本民族文化背景为基础,进而借鉴,将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的现代化则是指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其民族音乐不仅要继承,更重要的是创新,民族音乐只有现代化,只有反映现代人感情、为现代人服务,才能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梁祝》是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的成功探索,自1959年首次公演,至今60年,依然被人们热爱。我们其实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后来创作了那么多新的交响乐作品,没有如此在人民群众心中生根发芽?一些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年轻人才华横溢,在现代音乐技法方面超越了我们老一辈,但可能过分强调现代音乐技巧,不够重视祖先留下的宝贵民族音乐,因而从他们笔下创作出来的音乐,老百姓不喜欢听、不感兴趣,觉得有距离感。

如何创作出为人民喜爱的音乐?一方面,我希望年轻人能好好学习我们民族民间的传统音乐语言。技巧是为音乐语言服务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表达感情惯用的音乐语言,创作者不认真学习我们祖先留下的音乐语言,老百姓就无法从作品中找到共鸣。一方面,决定音乐成败的不只是技巧高下,还有音乐的内容、语言和思想感情。音乐的本质是美,音乐的核心是情。用美的音乐抒发感情,这份情自然产生打动人心的音。

如果善用本民族的音乐语言、用心表现当代人的思想感情、灌注现代人的民族审美情趣,这样的作品自然就会被人民群众所喜爱。《梁祝》之所以不仅深入华人的血脉,而且受到世界不同国家观众的喜爱,正是因为它的这种特质。

音乐的终审评委是人民群众。一部作品是不是经典,不是看它是否得了金奖银奖,而是看这个作品传播的面有多广、影响力有多久;中国音乐要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才会受国人喜欢,才会在世界乐坛中独树一帜。

何占豪,1933年出生于浙江诸暨,作曲家、指挥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等职。代表作品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交响诗《龙华塔》、弦乐四重奏《烈士日记》、二胡协奏曲《别亦难》《乱世情》《英雄泪》、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交响南音《陈三五娘》等。曾获金钟奖终身成就奖,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等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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