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娱乐棋牌手机版面对古琴热,我很困惑。

虽然古琴越来越热了,但是存在“热而不深”的现象,对于这种现场,戴晓莲身为上海音乐学院古琴专业的教授,有着一份承上启下的责任感,追求现代生活与古琴艺术、教学、学生发展的诸多思考。戴晓莲老师认为在高等院校,古琴艺术研究教育的扶持和发展非常欠缺,古琴现在的发展只是很低级的阶段,仅停留在认识层面,大家都来学琴而已。新萄京娱乐棋牌手机版 1即便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古琴社,虽然是一种业余爱好,但是有没有可能从他们学校的教学结构设定上面,设立古琴琴学文化专业,辅以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诗词教育课程等,因为对他们来说,社团学习到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文科类的院校能把古琴专业在院校内建立起来,古琴的前景会更好、更广。传统不要创新,要出新对于古琴艺术这样的传统文化,戴晓莲老师认为其实不必去“创新”,现代琴人应该做的,是守住传统,继承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力求“出新”。创新和出新,一字之差,却精准地把握了那个“度”——创新难免有推翻和建立之嫌,而出新,确实既不否定历史也不拒绝未来的一条明路。我们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地守住传统,不可能不变——时代变了、环境变了、琴的材质变了,弹琴的人也变了。既然如此,与其把古琴变成锁在玻璃展柜中的文物,不如让它成为现代舞台上的活物。戴晓莲老师说:“古琴很古,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了,它经过历朝历代的磨难与颠簸而没有消亡,一定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呼声中,我相信它一定会争取到更大的空间,担当更大的使命。另一方面,在人心浮躁的当下,人们需要回归内心,无论警司、沉吟,还是养性、修身,古琴都是最好的对象和形式。我们要让古琴焕发出新的生命,与当代人的内心世界沟通,与世界音乐爱好者沟通,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美丽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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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晓莲在演奏

古琴演奏家戴晓莲,少年时期随外叔公、著名广陵派古琴家张子谦学习古琴,之后又参学于吴景略、吴文光、姚丙炎、龚一、林友仁、成公亮等多位古琴名家,是古琴界中生代的代表人物。而她的困惑来自于,古琴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在音乐中的载体,今天却被商业绑架了。

6月9日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国古琴艺术早于2006年就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此时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上海市古琴艺术非遗传承人、上海古琴研究会会长戴晓莲邀请我去聆赏她主创的名为“静听琴说”的音乐会剧。

“古琴热了,可是古琴专业的学生,机会仍然很少。”古琴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最常见的工作去向是被很多琴馆招去做老师,在戴晓莲看来,这与找不到工作没什么区别。“音乐学院的角度是培养演奏家的,可能他们自己觉得还不错,到处上课,一个月下来收入也不少。可是前途呢?追求呢?进步呢?那么辛苦地学了十几年,每天拼命地练,指甲磨出了坑,琴弦沾上了血,难道不是为了承担更多学术和专业上的使命吗?难道不是为古琴艺术的发展做更多贡献吗?”

拓展古琴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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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音乐会剧分为“家国情怀” 、“史传烟云” 、“弦寄情思” 、“君子之守”
、“襟怀流风”
、“山林舒啸”六个章节,在每个章节里以相应题材的琴曲集中讲述这一方面的故事,以期用古琴的语言,使观众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世界与审美意趣。

在戴晓莲心目中,专业学生的理想去处,应是乐团或专业院校。“国家的正规教育机构应该更多承担起推动古琴艺术发展的职责。”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很多艺术院校以及一些高校的音乐系,还没有真正把古琴当做一门很重要的课程。“‘古琴热’从我的角度来说不容乐观。”

在表演形式上,音乐会剧既充分发挥古琴自身之表现力,同时将戏曲、表演和叙说与古琴相融合。既保持“音乐会”古琴为主角的听觉传达,同时带有“剧”类演出表演性的特质,为原本纯抽象的古琴音乐加入一些具象性的元素,使“静听琴说”的演出更加完善地表现出“故事性”的叙述感,也让观众在观赏中进入一种高度凝练的“神韵、意境、移情”的视听境界。

即便是古琴热这现象本身,也没有让戴晓莲感到乐观。在今天,学古琴已经和开会馆、喝普洱、买iPhone一起,被戏称为“新四大俗”,一门心思爱着古琴的戴晓莲觉得很不是滋味。“这说明很多人不是出于喜欢去学古琴的。你听到过这句话吗?要想出名快,弹古琴;要想赚钱快,做古琴。”

戴晓莲认为,保护“非遗”
,不是将古琴艺术像古董一样束之高阁,仅供远观,而是要将古琴融入现代审美需求,让演奏艺术作为活态传承,以人为核心,以实践为载体,不断提高传承水平,增强古琴艺术的表现力和吸引力,维护和拓展古琴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寻求拓展古琴新路。

更让戴晓莲费解的是,当古琴一举迈入了“琴馆时代”,普通人学琴并没有因此变得容易。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是首要问题,京沪两地音乐学院每年的古琴专业毕业生,加在一起不到10人,哪怕全都跑去琴馆教学也不够。“很多琴馆已经类似美容院了,卖琴卖课程,价格很贵,但任教老师水平怎么样?”

上海第一个古琴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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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上海出现了学琴热,尤其随着王昌元的《战台风》而名动神州的古筝成为古为今用的成功范例,古琴也随之露面了。

应该说,这种质疑并非凭空产生。曾经有个年轻人很想报考戴晓莲的研究生,到了考场上一弹——“我觉得简直是丢古琴的脸。我相信在其它民乐领域,这样水平的人不会有勇气说要来读研。”而这个年轻人正是某琴馆的老师。戴晓莲的研究生高珊告诉记者,有一次她应邀去参观一家琴馆,“地方很大,装修很豪华。可是随手试了一下那里的琴,竟然连弦都没有调准”。

这个时候,戴晓莲的叔外公,著名的广陵派古琴家、教育家,曾以一曲《龙翔操》而驰名琴坛的被誉为“张龙翔”的张子谦从“牛棚”出来了。

在戴晓莲看来,这一类“美容院式”琴馆的存在,是对古琴文化的最大伤害。“当我们谈到古琴时,我们谈的是传统文人的气节和追求,其实就是人心向善,一种精神境界。可是在这样的琴馆里,人们会感悟到精神和文化吗?当然我知道不可一概而论,有一些琴馆也很好,但泥沙俱下的时候,大众具备足够的鉴别力吗?”

古琴圈里都知道,是张子谦把琴曲中频繁的速度变化转换为一种独特语音乐言,既不同于管平湖的雄健高古,也不同于吴景略的流美绚丽,而是表达出一种极具自我意识、气息宽广、随心所欲的心声,体现了一种韵律之美,开创了琴坛生机勃勃的新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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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外公从“牛棚”出来,戴晓莲此时小学二年级,对古琴一窍不通。她回忆说:“我们是住在楼上楼下的,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趴在叔外公家窗前窥视他在干什么,看到他在弹琴,就推门进去坐在边上听一会儿。当时学校里不读什么书,叔外公看到我玩的时间太多,就有意让我跟他学习弹琴,我想,那就‘白相相’吧,从此每天放学后就到他家学琴了。他从来不教看谱,弹一句我就跟一句,哪个位置,哪个手指,哪样音调,但到了第二天我就忘得一干二净。他从不严责我,只是长吁短叹:‘哎呀,侬这个小囡真是笨死了!又忘啦?
’如果玩得像点样子了,他就会拿出油氽花生米奖励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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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子谦“太笨了”的温和责备声中,加上油氽花生米的刺激,小学生戴晓莲慢慢学会了看减字谱,简单一点的古曲也弹得有点像了。“到了十三四岁,我就能弹他的‘老三曲’
《龙翔操》 《平沙落雁》 《梅花三弄》
。那时他就夸我指力好,弹得轻重强弱各有分寸。 ”戴晓莲说。

长大以后,戴晓莲在叔外公家里见到许多古琴界人士,有些名头还是很大的,比如沈仲章。由此她发现在中国弹古琴的还有这么多人。也因此,她真切地感受到古琴家之间的情谊,真如古诗所形容的那样,绝对是高山流水,以心相托,或者清风明月。在这种气氛熏陶下,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戴晓莲琴艺突飞猛进,1983年,她就与张子谦、沈仲章等大师一同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古琴打谱经验交流会。

中学毕业后,戴晓莲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她也成了古琴专业的第一个学生,或者说是唯一一个学生,老师就是张子谦。原因是上音没有专门的古琴老师,后来教戴晓莲的老师如姚丙炎、龚一,都是外聘的。其实民乐自古以来就是口口相传的教学模式,只不过是后来提升为现代艺术而已。

大学毕业后上海音乐学院留下了戴晓莲,但一时没有课程设置,她只能在图书馆资料室给唱片编目录。这一干就是7年,弹琴,只能是回家后的自娱或研究。后来,她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校刊主编觉得她的理论素养不错,问她愿不愿意到校报工作。于是在1992年底,她成了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编辑部的编辑。

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后来上音民乐系根据她的专业特长,给她安排了古琴必修、选修课程,此外,她有时还教教外国留学生,但身份一直是模糊的。

当时上音的古琴留学生许多知识和储备反而比国内的不少教授级别还厉害。1991年,在留学生的帮忙联系下,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请戴晓莲做为期10个月的访问学者。到了荷兰,戴晓莲访问了在海牙居住的汉学家高罗佩的遗孀水世芳女士。戴晓莲说:“我拜访老太太时,她非常高兴,翻箱倒柜地拿出许多琴谱、信札和手稿让我看,数量之多,不可想象,而且在国内是无法看到的。这让我禁不住感叹:我们一直在说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但外国人倒是最有兴趣投入研究的,而我们自己常常妄自菲薄!

直到2001年,戴晓莲终于“归队”
,成了名正言顺的古琴教师,也招收了她的第一名古琴学生。据说,上音第一个古琴专职老师是1956年的刘景韶,
40多年后,戴晓莲成了上音的第二个古琴专职教师。

因为早就接受前辈大师的教和授,戴晓莲的授课提出了“双基本功”的教学理念,即手指技能训练和识别减字谱,然后要学生深刻体会古曲中的意境和韵律。理解经典古琴曲的真义,不是单纯的技巧问题,而关乎传统文化的精神,这个比较玄。“所以我跟学生说,一定要多读古典诗词,体会韵律节奏,理解思想情感,想象古人的生活场景与气氛,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去作一番遨游。唯有此,才能弹好古琴。所谓高山流水,就是心灵的共鸣。

古琴“热潮”与“冷遇”

认识戴晓莲多年,她学琴、教琴和普及琴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古琴这门艺术在当代中国忽冷忽热,忽上忽下,为主流社会弃如敝屣,又捧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戏剧性命运。

过去,很多人不知道古琴,看到古琴都重复一句“啊,古筝啊”
,或者电视里画面是古琴,放的音乐是古筝,还有一些电影、古装戏里,把琴放倒了等很多错误出现,现在几乎不会这样了。

戴晓莲说,古琴申遗十二年来的成果,让更多的人对古琴有了了解,同时,作为中国唯一一件“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民族乐器,是古琴的一件幸事。然而,伴随着“古琴热”
,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她直言做商业文化没什么不好,大可坦率地做,但是做商业还打着做古琴文化的旗号就不好了,会对真正的文化产生错误的导向作用,继而产生负面影响。

继而她又说,“还有个问题,就是现在行外的人都觉得古琴太贵了,买不起,这也不利于古琴的发展,况且古琴不应该这么贵,甚至有些人刚刚开始做琴,琴又做得不怎么样就卖得很贵。

谈到古琴在社会上如火如荼的“热潮”
,戴晓莲却道出了在专业领域里古琴发展反而遭到“冷遇”
,“特别是在高等院校,古琴研究教育的扶持和发展非常欠缺,像北大和清华这样的古琴团社,有没有可能从学校的教学结构设定上设立古琴学文化专业,辅以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诗词教育的辅修课等纳入到高等院校的教学或科研上面,古琴的前景会更好、更广。

而说到古琴的“冷遇”
,当属专业音乐院校学生的出路问题。据了解,现在很多古琴专业毕业生很难找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大专院校或者乐团都没有这样的需求,也没有这种岗位。戴晓莲表示,“作为中国学生学古琴音乐文化是很重要、很必要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的研究生毕业了以后去找工作,很多大学、院团都表示没有这种岗位和编制。
”她的观点是,“音乐艺术的高点不可能是大众化的,如果我们只是谈普及教育,而拔尖人才到达不了很高水平,古琴艺术也得不到更大的发展。

不管怎样,戴晓莲对古琴的明天还是充满了希望:“古琴很古,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了,它经过历朝历代的磨难与颠簸而没有消亡,一定是有道理的,有顽强生命力。‘非遗’毕竟不是锁进保险箱里的易碎品,使用或享受的人越多,它的寿命就越长,它的价值就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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